【荀悅】資料簡介簡曆及圖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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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悅 - 《後漢書・荀悅傳》

悅字仲豫，儉之子也。儉早卒。悅年十二，能說《春秋》。家貧無書，每之人間，所見篇牘，一覽多能誦記。性沉靜，美姿容，尤好著述。靈帝時閹官用權，士多退身窮處，悅乃托疾隱居，時人莫之識，唯從弟特稱敬焉。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，遷黃門侍郎。獻帝頗好文學，悅與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，旦夕談論。累遷秘書監、侍中。

時，政移曹氏，天子恭己而已。悅誌在獻替，而謀無所用，乃作《申鑒》五篇。其所論辯，通見政體，既成而奏之。其大略曰：

夫道之本，仁義而已矣。五典以經之，群籍以緯之，詠之歌之，弦之舞之，前監既明，後複申之。故古之聖王，其於仁義也，申重而已。

致政之術，先屏四患，乃崇五政。

一曰偽，二曰私，三曰放，四曰奢。偽亂俗，私壞法，放越軌，奢敗製。四者不除，則政末由行矣。夫俗亂則道荒，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；法壞則世傾，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；軌越則禮亡，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；製敗則欲肆，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。是謂四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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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農桑以養其生，審好惡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章其化，立武備以秉其威，明賞罰以統其法。是謂五政。

人不畏死，不可懼以罪。人不樂生，不可勸以善。雖使契布五教，皋陶作士，政不行焉。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誌，帝耕籍田，後桑蠶宮，國無遊人，野無荒業，財不賈用，力不妄加，以周人事。是謂養生。

君子之所以動天地，應神明，正萬物而成王化者，必乎真定而已。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。善惡要乎功罪，毀譽效於準

驗。聽言責事，舉名察實，無惑詐傷，以蕩眾心。故事無不核，物無不切，善無不顯，惡無不章，俗無奸怪，民無淫風。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，故肅恭其心，慎修其行，內不回惑，外無異望，則民誌平矣。是謂正俗。

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。榮辱者，賞罰之精華也。故禮教榮辱，以加君子，化其情也；桎梏鞭撲，以加小人，化其刑也。君子不犯辱，況於刑乎！小人不忌刑，況於辱乎！若教化之廢，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；教化之行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。是謂章化。小人之情，緩則驕，驕則恣，恣則怨，怨則叛，危則謀亂，安則思欲，非威強無以懲之。故在上者，必有武備，以戒不虞，以遏寇虐。安居則寄之內政，有事則用之軍旅。是謂秉威。

賞罰，政之柄也。明賞必罰，審信慎令，賞以勸善，罰以懲惡。人主不妄賞，非徒愛其財也，賞妄行則善不勸矣。不妄罰，非矜其人也，罰妄行則惡不懲矣。賞不勸謂之止善，罰不懲謂之縱惡。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，不縱下為惡，則國法立矣。是謂統法。

四患既蠲，五政又立，行之以誠，守之以固，簡而不怠，疏而不失，無為為之，使自施之，無事事之，使自交之。不肅而成，不嚴而化，垂拱揖讓，而海內平矣。是謂為政之方。

又言：

尚主之製非古。厘降二女，陶唐之典。歸妹元吉，帝乙之訓。王姬歸齊，宗周之禮。以陰乘陽違天，以婦陵夫違人。違天不祥，違人不義。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，必告於廟。廟有二史，左史記言，右史書事。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。君舉必記，善惡成敗，無不存焉。下及士庶，苟有茂異，鹹在載籍。或欲顯而不得，或欲隱而名章。得失一朝，而榮辱千載。善人勸焉，淫人懼焉。宜於今者備置史官，掌其典文，紀其行事。每於歲盡，舉之尚書。以助賞罰，以弘法教。

帝覽而善之。

帝好典籍，常以班固《漢書》文繁難省，乃令悅依《左氏傳》體以為《漢紀》三十篇，詔尚書給筆劄。辭約事詳，論辨多美。其序之曰：

昔在上聖，惟建皇極，經緯天地，觀象立法，乃作書契，以通宇宙，揚於王庭，厥用大焉。先王光演大業，肆於時夏。亦惟厥後，永世作典。夫立典有五誌焉：一曰達道義，二曰章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日著功勳，五曰表賢能。於是天人之際，事物之宜，粲然顯著，罔不備矣。世濟其軌，不隕其業。損益盈虛，與時消息。臧否不同，其揆一也。漢四百有六載，撥亂反正，統武興文，永惟祖宗之洪業，思光啟乎萬嗣。聖上穆然，惟文之恤，瞻前顧後，是紹是繼，闡崇大猷，命立國典。於是綴敘舊書，以述《漢紀》。中興以前，明主賢臣得失之軌，亦足以觀矣。

又著《崇德》、《正論》及諸論數十篇。年六十二，建安十四年卒。

荀悅 - 荀悅的法律思想

荀悅(148～209)東漢末史學家、政論家。字仲豫，潁川潁陰（今河南許昌）人。荀況13世孫，少好學，善於解說《春秋》。漢獻帝時任黃門侍郎，後遷秘書監、侍中。敢於抨擊當時流行的讖緯符瑞之說，反對諸侯專有領地、大夫專有采邑和富人自由兼並的土地私有製。他提出人君治理國家應當“屏四患”，即“偽、私、放、奢”，“崇五政”，即“興農桑”、“審好惡”、“宣文教”、“立武備”、“明賞罰”。著有《申鑒》5卷（今存），《漢紀》30篇（已佚）。

荀悅的法律思想，主要是：①法與教都是“政之大經”他認為製定法製、實行教化是治國治民的基本手段,“政之大經,法、教而已”。主張教與刑，都要先簡後繁,“教初必簡”,“然後責備”；“刑始必略”，“然後求密”。如果開始就規定出繁雜的禮儀，人民難以實行，反而招人厭惡，這叫做“設必違之教”的“虛教”。如果開始就製定出繁密的法令,人民難以遵守,等於“陷民於罪”，這叫做“設必犯之法”的“峻刑”。②“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”。荀悅持儒家“性三品”說，將人分為君子、中人、小人。認為君子不會觸犯刑律，因而隻需施以“禮教榮辱”，“化其情”即可。小人“不忌刑”，對他們進行教化不起作用，必須使用“桎梏鞭撲”，才能製止其犯罪，這叫做“治其刑”。對於中人，則要刑禮兼用，才可以“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”。③“避仇有科”。荀悅認為“複仇”是出於“義”，因此雖不能縱容“複仇”，但也不可絕對禁止“複仇”，主張“依古複仇之科”處理。即殺害父、兄弟、從父、從兄弟的人，如依法規定躲避他處，即不可複仇；如果不躲避，則可複仇；仇人因“公命行止者”，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。

荀悅 - 荀悅的《漢紀》

《後漢書》卷62《荀悅傳》言《漢紀》“辭約事詳，論辨多美”。至唐，劉知幾撰《史通》，按古代史書體裁分為六家，即：尚書家（記言）、春秋家（記事）、左傳家（編年）、國語家（國別家（斷代紀傳）。劉知幾對《左傳》及《漢紀》頗為讚賞，他在《史通・六家篇》言：“《左傳》家者，其先出於左丘明……其言簡而要，其事詳而博，信聖人之羽融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……當漢代史書，以遷、固為主，而紀傳互出，表誌為重，於文為煩，頗難周覽。至孝獻帝，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，依《左傳》著《漢紀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國史，皆有斯作，……或謂之春秋，或謂之紀，或謂之略，或謂之典，或謂之誌，雖名各異，大抵皆依《左傳》以為的準焉”。劉知幾在《史通・二體篇》亦言：“班、荀二體，角力爭先，欲廢其一，固已難矣。後來作者，不出二途”。可見劉知幾已把《漢紀》與《漢書》相提並論，說明《漢紀》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是相當高的。《漢紀》的價值，即在開一新體裁，以補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紀傳體互相重複、於文為煩的不足，從而創立了以年月係事的編年史書體例。自荀悅撰成《漢紀》以後，陸續有張�A、袁宏各撰《後漢紀》、孫盛撰《魏氏春秋》，幹寶撰《晉紀》。往後各代都有撰此體裁者，說明荀悅創建之功，實不可沒。有了《漢紀》就可以與《漢書》互相印證，補短取長，便於讀者誦讀和研究。

《漢紀》的取材，絕大多數來自《漢書》，自己也稍有增刪。如諫大夫王仁、侍中王閎的諫疏，皆《漢書》所無；關於壺關三老茂，《漢書》無姓，《漢紀》則雲姓令狐；朱雲請尚方劍，《漢書》作“斬馬劍”，《漢紀》乃作“斷馬劍”。據唐張渭詩：“願得上方斷馬劍，斬取朱門公子頭”，證明《漢書》有誤字。是知《漢紀》自有剪裁，非一味抄襲者比。《後漢書・荀悅傳》言：“時政移曹氏，天子恭已而已，悅誌在獻替，而謀無所用，乃作《申鑒》五篇”。所謂《申鑒》，即申論前事，以為後世鑒戒之意，僅從此題目觀之，即知悅著書並非脫離政治音，獻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許，雖然生活得到安定，然操對獻帝的監視和控製，遠遠勝過已往涼州軍閥，而獻帝亦企圖誅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悅勢不得保持中立，曆來學者多以為荀悅不滿曹操專政，其著書的目的即在於規勸曹操作一漢室忠臣，而勿為王莽篡奪，遺臭萬年。但也有個別史家不同意這個意見。依我看，荀悅出身於儒門世家，個人並不怎樣熱中於權勢名利，故棲遲衡門，年逾半百，始行出仕。從他的閱曆和家世看，他不可能參預誅操謀劃。但從他所撰《申鑒》及《漢紀》的思想內容看，連他自己都不回避乃“有監戒焉”。所以他在《申鑒》中要“在上者……肅恭其心，慎修其行，內不回惑，外無異望，則民誌乎矣”。這是明確勸告曹操修德慎行，內不回惑傷忠貞，外無異望圖漢鼎。繼之又言，“古者天子諸侯有事，必告於廟，朝有二史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。君舉必書，善惡成敗，天不存焉……得失一朝，而榮辱千載。善人勸焉，淫人懼焉”。這是告誡曹操，要黽勉作周公，永遠留典型於後世，獲榮譽於萬代，切勿作王莽，逞快於一時，遭詬辱於千載。從《申鑒》的內容看，如“人不畏死，不可懼以罪；人不樂生，不可勸以善……故在上者先豐人財，以定其誌，……善惡要乎功罪，毀譽效於準驗，聽言責事，舉名察實”，等等名言嘉語，表明荀悅不僅明於治亂之理，而且具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。然而他在《漢紀》中卻喋喋不休地談論天人感應與災異迷信之事，顯而易見的是他企圖以此來恫嚇曹操，使操日後亦不能不對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釋。